□儲殷
  近日來,有關於醫生自拍事件的討論持續發酵。隨著相關細節的進一步呈現,尤其是病人表示自己並不在意,公共輿論已經從對自拍醫生醫德的批判轉移為對“無良記者”的道德批判。這反映出當代中國公共討論的一個極為鮮明的特點,那就是人們很少平和地去探討規則與事實,而是很容易感同身受地代入自己的情緒去進行“好人”“壞人”的道德批判。
  就事件本身而言,根據《全國醫院工作制度與人員崗位職責》第49項“手術管理工作制度”的規定,進入手術室人員未取得醫院管理部門的特許,任何個人、科室及媒體不得攜帶各種攝影器材進行手術拍照、錄像。任何人員不能將移動通訊工具帶入手術間內使用。
  這樣就是說,無論我們如何理解醫生的心情,無論我們舉出多少個國外醫院自拍的例子,但是醫生的確是違規了。但是違規並不意味著醫生存在道德問題,救死扶傷的好醫生同樣可能由於對制度的疏忽而違規,因此不管是最初報道中的道德指控,還是網絡中因為報道而掀起的道德審判,都是不公正的。同樣,有關管理部門因為報道和社會反響,而做出的處罰也是過於嚴厲而且有失公平的。
  記者基於直覺或是常識而對醫生進行的道德指控有些想當然,有些不專業,但這仍然是技術問題,而不是道德問題。在事件的後續發展中,對於記者居心何在的指控,同樣也是情緒化的、不公正的。
  建立在身份關係之上的熟人社會,通常依賴於身份關係來協調社會生活,德、理、法是高度一體的,因此也造就了社會大眾制度評判與道德評判混同的思維習慣。然而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,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、社會生活的技術化,許多領域內的制度會與道德分化,成為一種科學的、價值中立的、去倫理化的規則體系。通俗來講,這意味著違反制度不一定是壞人,遵守制度也未必是好人。好人、壞人的評判是一回事,合不合制度則是另外一回事。
  坦率來說,雖然中國社會的許多方面已經高度現代化了,但是思維的現代化卻並沒有跟上。很多人並不習慣於就事論事,而是往往傾向於將事情的結果與個人的品德進行聯繫。這導致了我們的社會呈現出某種泛道德化的特征,一切問題都被輕率地上升為道德問題。許多難以避免的錯誤、可以理解的失誤,都在公共輿論中被放大甚至扭曲為道德問題。這不僅毀滅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,而且也經常妨礙了公眾對於“真問題”的思考。更為荒謬的是,以“手術室自拍事件”的發展過程來看,我們對於上綱上線的反思甚至也會成為對於上綱上線者的上綱上線。
 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絕不僅僅是物質成就或是制度建設的現代化,它同樣意味著思維方式的現代化,即人們是否有能力理性、科學地去思考問題。這並不意味著要忽視道德的力量,而是要求人們正視複雜的社會現實,避免簡單化、極端化地去思考問題。因為在一個複雜的社會當中,實事求是和通情達理通常比狂熱的道德判斷更接近真相,也更有利於解決問題。
  (原標題:手術室合影風波背後的思維之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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